从“人民的城市”到人民的建筑
作者：高政轩 谢英俊 2011-04-21 《时代周报》杂志 126期
也许你会问，这篇文章谈的是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的“人民的建筑巡回展”，这与下文会提及的“不鼓励农村娃上大学”有什么关系？我会试着解释。
非典型城市转型综合征
政协委员王平在刚过去的两会期间的一席发言，有如掀开一壶闷烧已久的沸水。一时间，网民群情激愤，媒体当然也不能放过，必须顺势炒作一番。于是有的报纸探讨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有的杂志剖析农村娃与城市娃的差异，有的期刊则是搜寻农村与城市和谐共处的外国案例。
其实这壶盖所掀开的，是两岸甚至泛华人圈的许多城市都已罹患的症状—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张鸿雁院长所说的“非典型城市转型综合征”。
这个城市病大抵可从三个病征来检视。第一个病征是“被政绩的大学城”。也就是，城无大小，不管课程，也不管图书馆里到底能有多少书，总之，找块地，迅速地盖起富丽堂皇的硬件建筑，挂上烫金招牌，铺上大红地毯，就是大学了。这“大学城”引发的第二个病征是学术帮派化。也就是，老师身旁总是站着几个高年级生，两手交叠在胸前，摆出一副大师兄的姿态，牛逼烘烘地对刚进大学的娃说：“这很高深，你不懂……”于是这些娃（不管是农村娃还是城市娃），只好净往老师家里跑，有如古代的学徒必须先在师傅那里洒扫庭除非三年始能学习技艺那样，忙着帮师母扫地洗衣带小孩，期待有天能够用诚意感动上天。平日则是仿效“大师兄们”，白天穿得整整齐齐，左手拎个小包，右手捧两本书，在校园里晃呀晃，自我感觉良好。至于手里那两本书，管他是整天没翻开过，还是翻开了可是没看几个字就进入弥留状态，不重要。只要书皮上看起来很有程度的书名大剌剌地露在外面，捧在手里特有气质就行。等到新娃进来，旧娃有样学样地也把两手往胸前一放，变成“大师兄”，这第三个病征也就随之出现—几年下来，没念几本书，没学多少东西，大学毕了业，履历都写得很漂亮，又是英文几级鉴定，又是什么认证，眼界比天还高，其实什么都不会。找不到工作回到家里，摆出一副“我是大学毕业生”的姿态，脾气大得很。父母也不好说什么，只好有如神像一般，放在家里供着。
从“非典型城市转型综合征”的病理学来检视，会发现政协委员那句话一点都不“语出惊人”，因为这很单纯地只是针对第三个病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果要追溯病因，那么，需要深入探讨的，至少会是地方政府炒短线把发展大学城当成政绩工程的问题；是大学学术帮派化的问题；是除了一纸文凭，大学没办法让学生学到得以在社会中立足的专业技能的问题；不管是因为一胎化政策，还是因为社会经济变迁所形成的自然一胎化而让这些娃变成“妈宝”的问题。当媒体也只随着病征起舞，不见病因，“不鼓励农村娃上大学”也被浅薄化了。
“常民建筑”可以是隐喻
同样的浅薄化也发生在媒体所塑造的“谢英俊神话”以及其所报道“人民的建筑巡回展”的方式上。
从台湾“9·21”大地震重建中日月潭邵族部落的自力重建房屋家园、南亚海啸后重建的印度尼西亚“麻达屋”，到“5·12”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绵竹民乐村与生态化厕所，谢英俊关注的不仅是灾区重建或者偏远乡村住民的基本住房需求，更考虑弱势边缘族群在现代社会中要如何延续其家园。因此他把房屋的结构系统从木柱木梁改成轻钢架，采用工厂预先施作、标准化快速施工快速组装、与居住者互助换工的方式。当他的“常民建筑”（指适合普通人建造和居住的房子，能让人住得起的房子）与协力造屋受到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有人开始为其建筑实践进行光谱分析，说他是异国情调、乡土情怀，追求地域风格；在落入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论时，也有人把黑格尔的“主体意志”、本雅明的“废墟”和“星丛”与哈伯玛斯的“互为主体”等无比艰深的哲学用语贴附到他身上；更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他是建筑界的社运分子、“满怀浪漫”的中年建筑师、孤独的理想主义者。
当然，谢英俊所强调的降低建筑生产过程的专业垄断、自发需求及参与构筑的权利，以及挑战工业化之后所发展的现代生产系统与既有的权力体制等主张，所针对的是乡村建筑与弱势边缘族群。这一切，看上去似乎都与一般的城市居民无关。毕竟，在目前分工细化的社会中，动辄七八层楼甚或五六十层高的住宅，是不可能采用居住者互助换工或协力造屋的方式来进行建筑生产的。
然而，今年两岸的当政者不约而同地喊出“捍卫居住正义”的声音。当北京出台“新国八条”与“京十五条”、香港检讨“发水楼”、澳门推出“万九公屋政策”，以及台湾开征“奢侈税”，谢英俊的“常民建筑”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其实可以是个隐喻。从这个隐喻回过头来看四地所推出的打击房价政策，其中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资本家如何透过控制技术或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垄断土地公共财产的社会价值？颓圮生活用地中的既存地区居民，面临主观自发的改善住房质量需求与客观的改善城市景观需求而必须遭遇改造时，要如何避免成为开发商剥削的对象？在无法逆转的房地产市场中，要如何借由法规制定与政策支持形塑可行的改造模式，以确保透明的开发过程，以及参与者的合作权益？
如果能够形塑出一种“代工模式”，一方面引入专业技术，让城市改造的方向符合该地区在城市功能定位上应该承担的功能与环境责任；另一方面，发展出经济与财务上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并且对专业技术与资源投入者有相应的保障，使得技术、资金与原住民都能合理、公正地分配城市土地发展所造就的公共财产。那么，相对于谢英俊的“常民建筑”与“人民的建筑”来说，这样的模式将可以称为“常民城市”与“人民的城市”。
对于谢英俊来说，“盖房子是基本人权”。对城市居民来说，住屋者合理分配住房商品生产所创造的公共财产，同样也是基本人权。
作者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地理学博士候选人、Ensemble Urbain“皇延创新+皇延建筑”都市更新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