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民建筑 | 珀尔修斯之盾—解决70%人类居所问题操作方法初探

谢英俊：珀尔修斯之盾——解决70%人类居所问题操作方法初探

谢英俊

透过传统的号子，把现在的建筑语汇跟传统结合起来，让我们能进入70%的人类居所的建造活动。

在“人民的建筑”展之后

史建兄声声催促，必须响应前几场论坛中大家的评语和过于保留的质疑，作为这次展览论坛的收尾。从事这工作，说实在的，大多靠直观以及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问题，没有考虑那么多的学理依据，当回过头来整理相关的论述时，发现碰触到太多不同领域的专业，道听途说只言词组的拼凑一套歪理，也满心虚的，就以重新整理的同济大学演讲文稿，算回应交差了。

这次的巡展，承蒙众多好友的支持，诚惶诚恐，最后一站落脚中国美院，以告一个段落。但所有的思绪与反响，开始酝酿、沸腾；抛石入湖产生的涟漪会扩展到何处，不得而知。接下来9月底的两个展览：台北世界设计大展及成都双年展，分别提出两个自主营建方案，海地震后小区重建以及复层人工地盘间的小区建设方案，这是将自主营建扩及城市的作法，也响应了一些有关在城市执行自主营建可行性的质问，希望能补足“人民的建筑”巡回展的某些空缺。

8月底回到老巢日月潭邵族安置小区，再度坐在工作室前的帐下，让一切思绪平静下来，准备参加邵族为期半个多月的祖灵祭，这是1999年地震后，来这里支援重建每年最期待的，祭典让思绪转移、沉淀、重新开展飞扬。

许多的讨论，都围绕在现代性和现代主义，那是无所不在的金钟罩，没法摆脱，至少当下，但它愈来愈不管用。有一位长者说我们的怪异作为，是属于前现代，但我觉得不只于此，应该还有很多前文明的成分，也就是属于原始部落的，那是被遗忘了的另一个价值体系，人与自然更紧密的结合，现代文明解不开的，或许能在这里找到解药。

就如邵族保存完好的传统祭典歌曲，它是多声部参与式的音乐，任何人都可以加入，不论音高如何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共鸣点，由于结构简单，每个人都可以耍花腔，混合起来，如天籁般的美妙，这不就是我们整套的作法吗？建立开放性的架构、简化构法、居民能参与、发挥创意灵活调动……

祭典最后一天，是挨家挨户不停地唱歌跳舞喝酒，通宵达旦持续二十几个小时，天亮以后，队伍来到工作室，在帐下的歌舞令人震撼，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一起分享。

珀尔修斯之盾

从北京、深圳到香港，这是最后一站。终于（也未必），摆脱了对我们团队“还可以” 的误解——认为我们只是人道主义、社会关怀的建筑师，甚至很多人认为我们是慈善单位，但是，真正支持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是我们对自身专业的自我肯定和过程中所获得的回馈。

过去几场没有谈到比较核心的课题，今天是最后一场演讲，诸位都是专业者，我们多谈一点专业的事情。可能大家没意识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静悄悄地建了超过城市四倍以上总楼地板面积的房子。四倍是怎么来的？粗略地算一下，农村平均人口假设是城市人口的两倍，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农民稍微有点钱首先就是盖新房，这是一次，最近十年内经济发展起来再盖一次。农民盖房每户的面积是城市人的两倍，所以算起来是八倍，打个对折吧，也有四倍，无声无息地，完全超乎西方现代建筑发展的经验，这不是小事情。气侯暖化，农民建房肯定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现在农民到底是怎么盖房的呢？大家认为政府弄一些样板图纸就可；但除非政府强力介入，或是有援建的状况下，农民才照着图盖。这种房子太贵又不实用，看起来好像是城乡一体化，房子像城市周边的别墅，但是农具没地方放，结果农民在田里照样搭工寮，想要节省农村土地，搞了半天还是没有用。

再穷，农民还是希望盖个欧式别墅。对于 “豪宅”的想象不是现在才有，举个例子， 2006年，我们到河南兰考带领村里的合作社建房。刚到的时候，看到当地古色古香的房子以为是明清古宅，其实是七八十年代盖的。大家知道，兰考是很穷的地方，农民有一点钱之后要盖房，肯定是要盖“豪宅”。什么叫豪宅？就是将房子盖得很高，但可能是建筑技术的断层，屋架很不规范，所以每一个屋顶大抵都变形漏水，而房子太高也没有办法隔间，冬天生盆火完全不顶事，因为空间太大了。令我们吃惊的是，冬天气温也都在零度以下，但每个家户都敞着门，为什么敞开？因为没办法采暖，门开着和关着温度都一样。从这点可以知道，形式主义不是现在才有。于是我们在村里做了一个旧房改造的示范。里面搭一个钢架，把屋顶稍微升高一点，加一个夹层，这样一层就变成两层。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增加一倍的楼地板面积，同时改善采暖、通风和采光。

为什么形式主义那么厉害？实事求是那么难？建筑容易勾起人的七情六欲，只要有点钱，很容易就会盖出不合理而且很奇怪的房子。我们如何跳脱建筑形式或图像思维？我引用希腊神话中美杜莎──蛇发魔女与珀尔修斯的故事来做比喻。人们只要直视美杜莎的眼睛，就会化为石头，对手珀尔修斯是透过磨亮盾牌的折射，不正视她的眼睛，才将她斩杀。形式依附在身体的愉悦上，正符合消费时代、媒体时代的特质，人们几乎无法抗拒，就像美杜莎的眼神，我们是否有办法战胜它？珀尔修斯的盾牌要从何而来，好让千千万万的人民能从形式的魔咒中解脱出来，贴近我们较能接受的低限的理性，这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

传统民居非常精彩，农民非常能干、聪明、机巧，怎么不会解决自己的问题？但传统的房子是千百年的积累，现在时代变化飞快，短短几年之内，完全是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透过试错的方式，或许五百年后可以摸索出较恰当的做法，大家能接受吗？建筑专业者不参与其事有可能吗？

从海南岛到黑龙江，几乎全部都是砖造预制板的房子，外面贴了瓷砖，江浙一带盖了许多看起来很漂亮的房子，但完全不合理、不保暖，几乎无法住人，而且非常昂贵，农民穷一辈子之力盖出这种烂房子，完全不抗震，地震来了就倒，压死人。

川震后我们在汶川银杏乡看到这样的情况：近几年盖的房子全倒，但传统穿斗式的房子连屋瓦都没掉。现代的聪明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我们去年在西藏有一个小的示范项目。之前牧区里已用水泥、砌块盖了一些新房，由于季节性冻土的关系，地基变形量很大，而水泥的黏结是一次性的，那些用水泥砌块盖的房子，过了一个冬天以后基本都开裂；反观传统的土房，因为土是软的，可以吸收变形，即使裂了还能愈合，反而没事。再看看玉树地震灾区，只要是现代盖的新房基本全倒。这全都是我们认为老百姓可以自己解决的事情，我们的现代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些完全是建筑惹的祸，伤亡是可以避免的。还有海地地震后的惨状，所有第三世界的情况都一样，所以我们探讨的这些问题与70%人类的居所有关，一点不为过。

为什么现代的专业知识进不到这70%人类居所的领域？现代建筑学的思想理论是在欧洲特殊时空下的产物，不曾面对类似中国9亿农民三十年之内盖了城市四倍面积住房的这种事情。而且农民现在盖的房子，会因为能源、生活习惯……种种社会条件的改变，大部分也将在未来二十年内拆掉！

亚历山大是西方少数能意识到建筑不仅仅是专业者的事，也是全民之事的学者，他发展出模式语言（Pattern Language）的工作方法，来面对公众参与的接口衔接问题，以及民众智慧技能的积累与整合。20世纪 60年代，英国的社区建筑运动开启了使用者参与这扇门，特别是战后大量兴建集合住宅，人们觉悟到：我住在这里，为何对这座房子、这个社区、这个环境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全部交给几个建筑师画几笔就解决掉了？因此，当时的社区建筑运动主要是提出居民的参与权，但居民到底是怎么参与？亚历山大建立一套操作方式，既然那么多人要参与，怎么沟通，意见怎么按照轻重缓急，恰当的把它组织整合起来？所以就衍生了所谓的模式语言的操作方式。《俄勒冈实验》是校园的改善计划，也是当时第一个依他方法的实践项目，让使用者的意见能够整合到规划过程里。

模式语言的基本语汇（statement）是由三段的陈述构成，即前提（If）、结果（Then）、变量（Problem）。任何参与者对设计规划的想象、甚至很多的原则与限制条件或俗成的作法等，都先建立独立的语汇，经由沟通排序，将语汇组织成树状网络，再由这网络演变为设计蓝图。现在虽然有很多人使用模式语言，但仅用在搜罗不同意见，最后“装在一个袋子”里，交给设计师去做规划。利玛社区是亚历山大比较大规模具体的实践项目，但是他不太提。为什么？这个操作方式有问题，最后的那“一袋的语汇” 如何形成最后的规划，没法交代。例如我要跟你讲的话，写成一个个单词交给你，你是不懂的，必须有一个彼此都能理解的结构或逻辑将它串起来，才是一个可以表达意思句子。

刚才和李老师谈到，左派如果不碰触工具、生产、资本、劳动力等，摸不到问题核心。背后那个结构，所指的可能就是这些，也就是通常建筑师不太关心的那些事，说不定这就是珀尔修斯的盾牌。夏铸九在他的《理论建筑》中提到：“亚氏向一种不同的技术再三致意，期望给设计带来整体的秩序。此处，技术有一更广的意义，它是做东西的确定方式，它适应几何的需要。这是说，材料、技巧，以及生产过程中之人类组织必须在营造基地上发生…… 简言之，这是社会革命而不仅是建筑的革命……当然，对一个社会中的专业者，如建筑师，亚历山大的研究方式肯定是相当地不切实际。然而，假如一经妥协，亚氏的作品就会失去了其大部分的力量与魅力”。[1]其实，关键在于现在的建筑教育训练出来的建筑专业者对这些事情（工具、生产、资本、劳动力等）不熟悉，所以没有办法踩入这个领域。

举个类似的例子，川震灾区重建只要是盖传统穿斗式房子，村民在营建过程中，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因为他们心里已有既定的、熟悉的一套作法，即所谓的语汇，不论是跟工匠的沟通，或亲友间传递讯息，甚至正进行的上梁仪式，亲朋好友包个红包，正好拿来付了工资……这些运作都很自然，形成盖房的俗成模式，这认知就是大家共通的语汇，该准备瓦的、准备砖的、准备泥的，有条不紊。工匠该怎么走位，村民该怎么参与，怎么立架，很有默契，清清楚楚。

再举个例子，我们设计四川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有一个观测站，采用传统的穿斗式建房体系，我只用一张简图，工匠就把房子盖起来。如果按照现在的设计、绘图方式，光这个小房子，没有画五十张图是没有办法盖的。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新的建筑语汇，从思想观念到设计、生产、施工，再到往后的使用维护，才能真正碰触到那深层的结构，用以跟居民沟通，居民能够熟悉、能够操作，才能进入70%人类居所这个领域，只是做形式、造型、空间配置是不够的。

接下来说明对这课题的响应与作为。第一，简化，让居民可以操作，这与现在所谓的房屋工业化体系大相径庭；第二，开放体系，就是说，建筑专业者只做少部分的事，其他的是由使用者参与；第三，原型探讨，要设计出开放的体系，原型的探讨是基本工作；第四，互为主体。

1 简化

面对这些实际的问题，不是乡土情怀，也不可能浪漫；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这种思维之下的房屋工业化是怎么回事？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法国很有名的建筑师让·普鲁威（Jean Provué），他也是思索如何透过工业化大量生产组装式的房子，降低造价，解决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这个想法完全正确，但是问题在于，量化始终是房屋工业化的罩门，很难突破。我们看一下他的房子的组装过程，这么小的一个组装式建筑，牵涉多少的零件！在工业化过程当中，怎么克服这么多样化的零件？这个小房子，我相信它有上万个组件，而这种生产必须靠模具，这意味着，假设它有1000个组件类型，就要开1000个模具，而可能10分钟就能生产100间房子的某个组件，那要有多大的建房量才能支持这生产体系？所以，我猜想那生产工厂始终都是静悄悄，设备一大堆，偶尔响一下动一下，真正的量化始终没有出现。

产业化住宅真正的成本不在于材料，而是整个工序，甚至于工厂的投资、管理、运营……各方面。基本上不用模具生产是达不到量化，也降低不了成本，即便1000间可能都达不到最基本的量。以日本的轻钢系统的工业化住宅为例，他们很细化，零件特别多，即使一个简单的单元都要两万个以上的组件，所以成本奇高。万科是全世界最大的开发商，它的量有多大可想而知，在深圳有一个PC预制基地，我们去参观的时候他们也承认，以万科的量都不足以支持这套预制体系，在经济效益上，还必须和同业联合起来才有办法应付，所以说，量化始终是房屋工业化的罩门。

轻钢体系是公认的未来建筑趋势，因为它非常环保，材料可回收，而且用钢量少，用于低层建筑，只算材料的话是非常经济的，问题是它的成本非常高。建设部也推动轻钢体系，但是始终做不起来，因为成本降不下来，关键在哪里？因为这套体系是由美国的气球系统（balloon），或言小木柱系统直接转换过来，薄钢板不能焊，接头极不容易处理，而且是以整片墙作为结构和组装单元的系统，弹性小，少了开放性。美国的住宅产业，是将房屋当成短期使用的消耗品，30—50年就报废，是彻底的报废，没有支柱片瓦可回收利用，是银行与房屋工业紧密扣连下的产业，很浪费地球资源。我们的轻钢结构是将构件加强，把墙的系统还原回梁柱系统，构件就少了非常多，节点减少，也简化了结构、加工及组装工序，类似传统穿斗式构架，所以农民一看就懂，极易上手。

简化轻钢体系，让居民的参与权和工作权得到保护。我们花的最大功夫是简化：生产设备的简化，建构的简化；所谓社区自主的（营建）体系才能搞得起来，这至关重要。十年前，也就是2000年时，我们在少数民族的部落里建了一个小型加工厂，一般而言，如果要建立轻钢建筑生产基地，没有投资几千万元是玩不起的，但我们的加工厂只要几十万元就可以建成投产。2008年台湾“8·8”水灾以后，我们接受委托兴建将近1000户，稍微可做量化生产了，我们将生产设备做些加强，这个简单的工厂年产量可以达到2000户，但是哪有那么多房子要盖？所以还得养鸡、种菜，让部落的年轻人有点事做。

再提另外一个工业化商品的盲点。现在所有的商品，充满了多余的功能设计，例如我们用的电脑，可能只用了1%的功能，但得为其他多余的99%的功能支付费用。房屋工业化体系也一样，没有一个针对农民、小区居民可以操作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但我们做的就是，这种工厂哪需要什么技术工？都是收容所里面的灾民来加工。

再举另一个例子，这次“8·8”水灾重建的项目，有一个将近500户的部落，我们动员居民和其他部落的人来支持，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最困难的钢构组装，由于工期短，其他工序由专业承包商承作，半年就完工入住，这是超快的速度。什么是速度，什么是速率？组装这房不需要什么特别技术，只要简单的手工具可以，每个人的动作很慢，看似效率很低，但500户同时展开施工，速度就快，这与一般现在的工业化思维不一样。

另外，我们的设计图就跟诸位画的不一样。我们刚开始做第一栋系统化住宅设计时，画到制造图起码得300张以上，而且还只是一个小房子。但是我们现在只几张图就可以生产，可以盖房，可以跟居民沟通，而且还可以数码化、参数化，居民拿到这个图可以看得懂。我们在唐家河，只用一张简单的图，传统工匠就可以把它做起来，而不需要画50张的图，就是这道理。

这次展览，我们展出一台万能实验机，看起来有点原始，用来测试构件的抗拉力和压力，这是我们的法宝。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室有更精密科学的仪器，但我们不是要一串实验数据，我们的设计人员、工程师、师傅可以透过实验来了解所有构件的受力状况，也就是把力转换成一种直觉。传统的工匠盖房子，能以经验判断这根柱子够不够力、顶不顶得住，但是要具备这判断力，得要有二十年以上的经验。但现在用的都是新材料，钢材、土、钢网、水泥……这些东西，到底它受力的状况是怎样？必须透过这个万能实验机把它转换成直觉，才能快速地、科学地建立共通的语汇。

在深圳展览时办了一个工作坊，带学生实际操作万能实验机，压了一根直径10cm，长 2.8m的杉木杆，施压之前我问大家它可以承受多大的压力？大家都无法想象，实验结果超过15吨！我们对于任何杆件的受力状况，没有“力”的直觉怎么做设计？面对千变万化的民居时，没有这些直觉，怎么跟同仁、跟当地师傅讨论？

2 开放体系

开放建筑从上世纪现代建筑开始时就被提出，发展到现在，就如同学手上几乎人手一把的USB万用接头，最后都变成封闭体系，为什么？因为利伯维尔场商品化运作的结果，任何体系要最大化地保护自身的利益，将它复杂化、独特化，自己搞一套，就变成这个样子。

照理讲，开放体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应该可以得到很好的发挥，因为开放体系对全民有益，对整个产业有益，但很可惜没被重视。赫鲁晓夫楼就是一个错误的案例，中国应该有，台湾也有类似的建筑，大板预制或箱体预制系统，这种房子可以快速地盖，刚开始也算漂亮，也好用；但是随着时间改变，功能需求不一样了，慢慢也有一些破损，但完全没有办法修，也没办法更动，现在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大问题，原因就是开放系统在量化过程当中被抹煞掉了。而我们做的轻钢结构开放体系，各式各样的材料都可以用上，还可以跟传统工艺结合。以我们在四川青川的项目为例，第一年先把架子搭起一楼做好住进去，等之后有点钱了，再把二楼、三楼做起来。

3 原型探讨

我花很多心思做原型探讨的工作。系统要有开放性，原型的探讨非常关键，如何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原型、能够作最少的动作但可以广泛地运用？我们这次展出特别搭了一顶西藏的帐篷，藏族传统建筑，包括现在新盖的都是从帐篷空间转换而来的。房间里有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就是帐篷的两根撑杆，不论房子盖得多大多豪华，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原型叠加起来的。原型并不是只有指涉空间与造型，构造、材料、结构体系，都可以形成原型的要件。例如高纬度地区的木结构体系，从欧洲、西伯利亚到日本，是由印地安式的帐篷拉长了以后再变形而来，日本的合掌造是同一个系统，2英寸×4英寸的小木柱系统也是从这里再演化过来的。

4 互为主体

在70%的人类居所中，居民在这里边的角色是什么？怎么面对这些问题？现在建筑师的训练跟米开朗基罗的时代没有太大差别，强调的是个人价值、个人意志。设计师都有强迫症，夸张点说，甚至要求居民在屋里得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观念？居民的角色在哪里？当居民站起来、要参与的时候，设计者必须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现在的建筑师可以设计光鲜亮丽的现代建筑，但是做不到传统民居、传统街道那种质地丰富的建筑与空间。原广司是现在日本最牛的建筑师，他试图在无聊的现代建筑中加上一些异质的东西，好让它丰富起来，不要那么呆板，但跟京都保存的传统街道小院落比起来，那差得太远了，那种质地不是现代的思维方式与设计态度能做得出来的。

西方并不是没有反省力，鲁汶大学医学院宿舍是一个反向思考的项目，用户的参与让它变成具有多样化的面貌，这跟现代主义、工业化建筑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截然不同，但一定把施工队和设计师给整惨了。格鲁吉亚在战后的烂尾楼（或是违章）更牛了，这不是使用者说说意见，设计师去设计，然后施工队去干的活，居民在楼盘上自己来，各自发挥。所以，我们这种想法，在城市里头还是可以有作为。

四川地震灾区农民两年内重建了超过200 万间房，大多是靠农民自己的手，用简单的工具完成，姑且不论房子是否为大家所认同，最起码应该感受到人民的创造力、劳动力有多强大，但这力量在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及工业体系中被忽视掉了，更严重的是从我们的建筑学领域里、设计者眼中消失掉。刚才讲到，从亚历山大到鲁汶大学项目、原广司的作品，相较于灾区的农民建房，不过是小打小闹。

刚刚我们讲了面对这些课题时，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可以有珀尔修斯盾牌的效应。我不否定形式的操作，梅杜莎的眼神没那么可怕，但必须透过盾牌折射，才不会变石头。

最后要提的是，我们的所有作为必须坚守可持续的原则，一点都不含糊。现在讲究高科技绿建筑，但是只要稍微动一点脑筋，低科技还是可以有很好的效能。例如我们盖的地球屋001可以减碳排67吨；轻钢草土房可以减碳排43吨。

接下来举三个具体项目来说明在上述想法上的实践。

1）台湾“8·8”水灾重建，这是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十几年来，第一个能够让我们伸手伸脚的项目。预计要完成1000多户，现在已经完工的约有800户，总共有13个部落。这些都是捐助兴建，由于捐助有限，我们只做基本需求的部分，其他的，如石板屋等就由居民自己做，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必须要有可扩充变易的弹性。

2）四川“5·12”地震重建。我们在青川协建200多户。其中有个项目较特殊，这家族有四兄弟，他们在最快时间之内“第一个吃螃蟹”。我们搞的新把戏，这四兄弟一听，马上知道怎么回事，拿到钢料后，家族很快动员盖起来。当然，震后大家比较穷，所以先把一楼做好住进去，等之后有钱了再慢慢把二、三楼弄好，完成后的房子不知诸位能不能接受？如果不能接受也没有办法，因为那是他们的房子。

3）茂县太平乡杨柳村，有个56户的羌族山寨，我们设计的房子跟传统的寨子看起来有点像。第一次起架当天，一大早村民拿了两根撑杆来，他们传统建房要用撑竿，不用讲他们自己就带来了。其实我们都已经设计好撑杆了，不过还是先让他们用自己传统的撑杆撑撑看。因为这是三层楼，他们的撑竿不够长，结果撑到号子差不多都快唱哑了都还没有站起来，我们的支点比较高，很容易就撑上去了。这个房子对他们来讲做起来很快，根本不用教，只要告诉他原则就可以了。而且旧料都用得上，每一家都不一样。

透过传统的号子，把现在的建筑语汇跟传统结合起来，让我们能进入70%的人类居所的建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