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民建筑 | 这是可以做好几十辈子的事

谢英俊：这是可以做好几十辈子的事

作者：颜亮 《 南方都市报 》

谢英俊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提出“永续建筑、协力造屋”的主张。依据这一理念，谢英俊提出简化建筑构法，建立开放式构造系统。同时，他还将绿色环保观念植入，并建立半自主的营建体系。

“一块木板权当桌，藤椅树影庭前坐……翻掘大地寻养料，踏实平和又紧张。”这是钟铁民作词、林生祥谱曲的《大地书房》。

早在1923年，晏阳初就成立了中国平民教育促进会。他认为，中国的大患在于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当代以降，以城市为导向的发展主义神话破灭后，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乡村，叩问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命的意义。其中一部分人，更坐言起行，把作品投放到乡村，或从乡村需求出发，创作作品，向乡村传达出知识之力、艺术之美。

他们带着理想和理论而去，目睹乡村的凋敝和畸形，改变着乡村的纹理。这不是以大地为床、天空为被的浪漫和空想，在他们的实践中，更多遭遇的是不被理解、不被接受的困顿和艰难。个体和团队在现实中一次次冲撞，不知前景何方。

本专题遴选的正是这些投身乡建的知识人，试图记录他们行动在中国大地上的“书房”的足迹和故事。见证他们对乡村建设的介入，体察时下迅速变化的农村社会。

2011年4月28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深圳浇得湿透。在深圳图书馆二楼展厅，几十根贴满照片的白色柱子合围成密闭空间。一个钢制的房屋结构模型倒挂其中。扎着长发的中年男人在柱子前踱来踱去，因潮湿而发皱的柱子表膜让他发愁。

这是将于次日开幕的“人民的建筑———谢英俊建筑师巡回展”现场，扎着长发的中年男人就是谢英俊。他穿着一件印有“邵族丰年祭”字样的T恤，非常好认。这次展览展出了谢英俊及其团队自1999年来参与实施的绝大部分项目，包括1999年台湾日月潭邵族安置社区、2005年河北定县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建筑、2008-2009年四川“5·12”地震灾区农房重建系列项目等内容。

这一次，谢英俊又将在城市水泥森林的深处，宣讲自己的农民建房计划。这是他近十年间在做的事。

转向农村

“我觉得这个领域做起来很有意思，很需要人去做，但又没人在做。”

四十五岁前的谢英俊，不会想到自己会过现在这样的生活。1977年从台湾淡江大学建筑系毕业后，他一直是个中规中矩的建筑师。“当时从事的都是一些基本的构造行为，比较科学理性，浪漫的想象空间比较少。”谢英俊说，他主要设计高科技厂房及公共建筑。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飞速发展进入黄金时期，稳定的工作机会让他很快便过上了富足生活。

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却彻底打乱了谢英俊的人生规划。

“9·21”地震是20世纪末台湾最大的地震，震级达里氏7.2级。位于震中台湾南投县集集镇附近的日月潭畔的邵族部落，八成房屋损毁，使得人口原本仅有280余人的台湾最小少数民族，濒临解体。

邵族的存亡引起整个台湾社会，尤其是学术界的强烈关注。“不可思议，在强势的汉文化、观光文化、现代化的冲击下，人数这么少的族群仍然保存了独特而完整的传统文化。”谢英俊说，大多数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信仰受到西方基督教影响，部落组织、政治、经济也受到强势文化的冲击，但邵族的各项祭典仪式、祖灵信仰仍保持得非常完整。

由于各个时期错误的土地政策，邵族进行祖灵祭祀的仪式空间得不到保证。1934年日月潭水库开始蓄水发电后，邵族最大的部落“石印”被淹没，日据时代的政府将他们全部迁移到现在的聚居地德化社，祭祀仪式只能在晒谷场进行；到1985年德化社土地重划，晒谷场不保，邵族人甚至不得不在马路上进行传统仪式。

“9·21”地震后，邵族遭遇灭顶之灾，族人四散寻找生计，族群解体，珍贵的邵族文化也面临危机。许多小区工作者、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奔走呼吁正视邵族的存亡问题，最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李远哲院长领头下，发起了支援邵族重建的社会运动。这时，通过从事小区工作的朋友居中牵线，谢英俊参与了邵族的重建工作。

“我觉得这个领域（农村和少数民族房屋建设）做起来很有意思，很需要人去做，但又没人在做。”带着一点理想主义的谢英俊很快便接受了朋友的邀请。谢英俊说，当时政府能提供的资金非常少，通常只占总需求的25%，最多时也只有60%，由援助团队募集到的钱也非常有限。当时，重建一般交由建筑专业工（施工队）来进行，灾民坐在旁边看别人帮自己重建，自己却只能等待救济款发放而“无所事事”。

钱不够用、人力闲置，谢英俊提出“协力造屋”的口号，主张建筑“去工具化”，在技术人员的专业指导下，邵族人参与进来一起建房。这样房主不仅可以省下一大笔开支，还能达到传统“换工”的文化含义。根据当地的气候和经济条件，谢英俊决定采用轻钢架、三合板、竹子和不织布为主要建材，将原本1平方2万新台币的造价降低至5000元新台币。

刚开始，邵族人对谢英俊的主张反应平平。谢英俊说，邵族人的习惯是不喝酒就不敢表达意见，但喝了酒之后就乱讲，或者干脆吵成一团，所以“干脆不沟通，直接做”。区内所有屋舍与广场的安排配置是否得当，族人没有清楚表达意见。直到盖到某一户时，房屋已建好，户主却突然提出意见，表示他是长老，负担族内某些祭仪的职务，屋前必须要有祭祀用的广场，最后房屋不得不拆掉。盖到另一户时，又是一位负担不同祭仪的长老，屋前也必须有祭祀用广场……整个小区就在边建边拆的情形下完成。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邵族人慢慢关注起谢英俊的建房进展。“我们也会用少量的钱请当地人来为自己建房。”谢英俊笑着说，通过这种方法，一些无事可做的年轻人便被吸引过去了。在建房过程中，邵族人会提供一些邵族传统建筑的修建方法。“他们有很多想要的东西，我无法提供。”谢英俊说，地震前邵族人就住在现代的钢筋水泥房中，但新建的房子看上去和祖先住的差不多，有些人会觉得“我们要过现代的生活，为什么还要让我们住老房子”。

现在，谢英俊回想起邵族安置部落项目非常满意，“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给邵族建的四十余套房子主要被用作祖灵祭祀，“这个小区解决的不仅仅是居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小区成为邵族文化复育的基地。”

邵族小区完成后，谢英俊把邵族年轻人编成工作队，开始到附近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协助重建。由于构法简单，操作容易，一些留在部落无事可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协力造屋工作队。

此后六年间，谢英俊带着由邵族、布农族、泰雅族青年组成的施工队，参与了受“9·21”地震影响的台中县和平乡、南投县鱼池乡、南投县信义乡等地的重建工作，修建各式房屋300余间。这一系列建房的工作与探索，让谢英俊先后获得第三届远东杰出建筑设计佳作奖（2001）、联合国最佳人居环境奖决选入围（2004）等荣誉。这也让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的专业是有用的，“在某些大家都没法解决的课题上，真的能有所作为。”让谢英俊更兴奋的是，他找到了一个很有前途的事业，“几乎没有人涉及过这个领域，这是一个可以做好几十辈子的事业。”

但兴致勃勃的谢英俊此后却一直没有接到新的邀请。“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很多团体对我们很不友善。”谢英俊有些气愤地说，“我们盖的房子又便宜、又环保，什么好处都占了，他们害怕我们打乱他们的计划、抢了他们的饭碗。受到这些团体的影响，很多政府官员对我也存有偏见。”谢英俊记得，在台湾“八八水灾”之后，甚至还有地方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绝对不能找谢××团队来做”。“台湾太小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官员就能把你堵死，还是大陆机会多，那么多农村，随便一个都是大场面。”

进军大陆

“任何关节我们都掌握得很好了，只要在大陆有机会，我们就会干。”

虽然有意向大陆发展，但谢英俊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机会。转机出现在2004年，当时谢英俊应邀去香港大学演讲，会后有人告诉他，可以去北京找温铁军，或许在农村推动生态建筑有合作的机会。

谢英俊当即决定前往北京。跟温铁军做了简单的交流后，谢英俊发现，他的建筑理念和温铁军的观点相近，只用了“半顿饭的功夫”就决定加入温铁军位于河北定县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项目。

在谢英俊看来，这也是一个完美的进入大陆的机会，“对于当时我们的团队来说，任何关节我们都掌握得很好了，只要在大陆有机会，我们就会干。”

第一个接手的项目是厕所。“厕所是当时乡建学院最需要的。”谢英俊回忆道，随着乡建学院的名声越来越大，前来培训学习的学员与日俱增，厕所不够用。在修建之前，乡建学院为谢英俊整理了很多材料，“那些材料一看就知道是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人弄的，一点也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舍弃原有设计之后，谢英俊带着学员把村民家的厕所都参观了一遍，最终决定选择粪尿分离式生态厕所。

厕所蹲坑分前后两槽，粪便直接下粪坑，尿液用管道导引至尿坑。粪便是传染病之源但尿液不是，将它们分开后粪便体积小水分少易作无害化处理。“对粪尿无害化处理，既不会滋生蚊蝇，也不会有异味。”谢英俊有些自豪地说，他特意把新厕所选址在乡建学院的宿舍和办公室旁边，要用实际效果来证明自己的结论。

厕所的地面建筑部分，谢英俊延续了他“可续建筑”的主张，除墙基是传统的砖混结构外，厕所外墙是用粗柳条编成框架，中间插上密密的细枫树条，外面再涂上伴有干麦秸的泥浆。由于厕所的外墙大多由没有经验的志愿者填充完成，整面墙显得凹凸不平。前来参观的学员和村民经常会问谢英俊“为什么墙是不平的？”而谢英俊也会笑着回答“平是技术，不平才是艺术。”

采用类似技术，谢英俊在晏阳初乡建学院又先后建造了“地球村001”和“地球村002”两套可持续建筑，影响力逐渐扩散开来，不少建筑专业的学生参与到这一系列房屋建设中来。“这就像一个实习基地，让他们了解真正的盖房是怎样的。”而谢英俊也在这个过程中物色有意在乡村建设发展的年轻人。

2005年8月末，在晏阳初乡建暑期建筑工作营的总结会议上，谢英俊正式宣布，由他本人主持，与中国人民大学、晏阳初乡建学院合作的“乡村建筑工作室”正式成立。谢英俊在会议上提到，工作室的性质是开放模式，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参与进来。

乡村建筑工作室成立之后，谢英俊修建了晏阳初乡建学院礼堂、印度尼西亚海啸后的示范屋。虽然每天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但让谢英俊忧心忡忡的是，工作室的建设全部集中在晏阳初乡建学院，大陆农村市场前途未卜。

2006年3月，几个在晏阳初乡建学院学习的农民找到谢英俊，希望他能去河南兰考盖房。这让谢英俊非常兴奋，他带着十几个学员告别温铁军，风尘仆仆赶到了兰考。

这是谢英俊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他梦寐以求的中国农村。选定了适合兰考的建筑模式和建筑材料后，谢英俊团队开始尝试着与兰考当地合作社共同举办生态建筑工作营，利用当地的合作社组织来实现“互助建房”。根据约定，合作社成员建房都会被收取每户1万元的施工成本，参与建房的成员无论工种一律同工同酬，按天计费。这种低成本的建房模式引起了村民们的极大兴趣，当时的合作社队长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

喧嚣退却后，大部分农民还是觉得生态房看上去不如钢筋水泥房漂亮，最终，谢英俊团队在兰考陆陆续续修建了六套农民自住房。从2005年起便在谢英俊团队工作，全程参与了兰考项目的薛亮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些遗憾，“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无奈，这些事情要想有长期的效果，必须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不断地调整。”薛亮至今还记得，当时由于缺乏熟练的焊接技术人员，自己为了工程进度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人太有限了，每个项目都是来回跑，在兰考持续了两年，已经算是最长的了。”

很多时候，乡村建筑工作室都处于停摆的状态。结束兰考项目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作室在大陆只接过一个为安徽阜阳南塘合作社修建老人活动室的项目。与薛亮同批参加谢英俊建筑营的聂晨，甚至因为无事可做不得已暂时离开。而谢英俊此时也意识到，这样在全国各地飘来飘去不利于整个团队的稳定，于是决定在北京安营扎寨，成立了常民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折回、前行

“很多观念和我们之间差距越来越远，所以决定退出。”

另一场灾难的爆发又一次改变了谢英俊及其团队的发展路径。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造成13万平方公里的重灾区，受灾人口约2000万，房屋倒塌逾300万户。其中农村房屋损毁情况相当严重，218.87万户需重建。

“5·12”地震时，谢英俊人在台湾。很快，N G O （非政府组织）邀请他及团队参与四川灾后重建。“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方式比较实事求是，在灾区重建中比较有优势。”谢英俊总结道，每个灾区重建的方针都是可持续、环保、节能减排，这和工作室的大方向是相符的，灾区重建又提倡“不等、不靠、自力更生”，这和他的“互助建房”的理念也是一脉相承的。

地震后第三天，谢英俊召集工作室成员进行网络会议，了解了地震的受损情况，随即开始做准备工作。2008年6月11日，谢英俊带着团队抵达四川绵竹。他们做的第一个项目还是厕所。凭借在晏阳初乡建学院的经验，谢英俊很快在绵竹市遵道镇和拱星镇修建了两座灾区轻钢结构粪尿分离厕所，不仅无害无味，还方便拆装易址。随后，谢英俊及其团队前往绵竹九龙镇，修建了两栋双拼生态示范房，引起了不少N G O和重建团队的关注。很快，谢英俊就被邀请前往茂县杨柳村进行灾后重建。

杨柳村位于茂县岷江两岸，包括两个村民小组，72户，共350多位村民，羌族人口占到了99%.地震前，村民大多住在山上，以畜牧、种田为生。传统的羌族民宅大多没有骨架，叠石而成。地震之后，由于抗震性能差，几乎所有村民的房子都受到严重破坏。出于对可能出现的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考虑，杨柳村民经过投票决定搬迁后重建。

重建地位于茂县羌阳村的一个河坝当中。当谢英俊赶到杨柳村时，村民已经开始了简单的重建工作，他们把平整过的土地像切“豆腐块”一样分配给每家每户，保证每户有3间房，钢筋水泥结构。谢英俊马上开始劝说村民采用轻钢结构的房屋，轻钢结构是一种针对当代农村实际而产生的建筑体系，不仅具有较好的结构受力、抗震性能，而且能够向农民保持开放性，让他们根据当地条件和需求进行任意的填充。杨柳村重建中将使用到的轻钢费用由红十字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欧克特公司援助。

但杨柳村民对谢英俊的主张仍心存疑虑，久久不愿回复。于是，谢英俊找到了他住的羌族饭馆的老板白万锭，劝说他可以在村里先修一栋样板房。“他（谢英俊）那个时候和我说，这种房子占地少，时间短，修起来也方便，花钱也不多。”白万锭记得，谢英俊那时经常拿着图纸给他看，有时也会根据他家的木头房子进行修改，最后设计出来的房子，从样式到外观都和羌族的传统房子很相像。最后，他因为之前在外面包工程，了解这种房子的好处，就说服村民统一修建。

虽然轻钢由N G O资助，建筑材料却是就地取材。房子修起来花费了白万锭近七万块钱。“虽然建出来非常漂亮，但是不喜欢的人也多。”白万锭说，当时大多数人都把地震后地基没垮的房子翻新了，准备接着住。对于新房子，虽然谢英俊说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大家还是心里没底。“等我的房子修好以后，我就和他们一项一项地计算，最终争取到五十六户参与进来。”

“我们实际上是给他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的机会。”薛亮说，杨柳村村民对本民族的文化习俗有很强的认同感，也希望能修建传统样式的房屋。但灾后重建，大多被建筑商承包，他们提供的只是单一的钢筋水泥的样式。

结束杨柳村项目之后，谢英俊及其团队又在四川各地修建了大大小小300余户住宅，随后便退出了整个震后重建项目。

“当时找我们的加起来一共就有近十万套，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退出。”谢英俊说，由于重建的任务繁重，时间又非常紧。随着乡村建筑工作室的名声越来越大，很多团队都想参与进来，想要采用乡村建筑工作室的工法去做。“但他们不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处理，自己找设计院进行设计，由于设计院无法马上掌握各个技术环结，做不来，毕竟我们积垒了近十年的经验，很多观念和我们之间差距越来越远，所以决定退出。”

另一方面，究竟谁应该成为慈善主体（慈善公益捐助者）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乡村建筑工作室。“任何基金会、个人都可以成为慈善主体，但惟独我们不应该是。”薛亮有些气愤地说，乡村建筑工作室是一个技术团体，但在很多情况下，它被视为一个慈善主体（慈善公益捐助者），也时常受到基金会的牵制，“如果我们必须要靠他们才能得到团队的运营资金，我们的很多想法和思路都无法实现。”

2010年台湾“八八水灾”后，谢英俊又将偏移了近六年的工作重心挪回了台湾。在此期间，他参与了屏东玛家农场、高雄勤和避难屋、屏东三和避难屋、台东太麻里介达过渡房、台东大鸟部落永久屋、台东大武永久屋等项目。虽然仍有建筑商和地方政府官员进行阻拦，但谢英俊的建筑理念已经在台湾遍地开花。

而在大陆，整个乡村建筑工作室缩编到两个人，聂晨负责成都工作站的日常工作，薛亮则在北京继续筹备北京事务所。

谢英俊则继续在不同城市间飞来飞去，宣讲与农民相关的人民建筑。

对话

我们建的房子是下个世代的建筑

谢英俊

1954年生，台湾台中县和平乡客家人。1977年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建筑系，长期致力于台湾原住民传统文化的保存工作。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你很强调在农村推进“协力造屋”，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谢英俊：“协力造屋”表面看上去是一种盖房子的组织方式，其实它包括了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内容。在“互助建房”中，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自主性。合作社是人的集合，只要是集合在一起的人的自主性充分调动出来，就能产生巨大的能量。这也正是我提出的所有理念的核心，70%的人类居所都能通过这股力量解决。

南都：你是不是在你的建筑中有意排除现代化的影响？

谢英俊：不会，我们完全不排斥现代化的东西。我们关注的是现代化的建筑工具怎么使用、由谁使用的问题。这些内容不应该被少数建筑商人所垄断，而应成为所有人共享的内容。你可以专门为那些没有知识的农民设计一些他们可以操作的东西，让他们参与到建设中来。这样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

南都：从这个角度看，你所做的事情确实带有社会运动的色彩在里面。

谢英俊：这就是社会运动。一件事情只要有自己的价值，就是社会运动。社会运动并不是说拉一大帮人去做，去抗争，去呼吁你某种主张。它更为重要的是你所做的这些事情，或者说你发出的讯息对实际环境的改善以及针对整个社会进步有没有实质的价值。现在看来，我做的这些事情对于台湾社会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它至少提供了一种以建筑专业参与到社会运动、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

南都：你觉得现在中国农民建的这些房子有什么样的问题？

谢英俊：现在看到的这些房子，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完全不行。又不舒服，又跟生产没有结合，还浪费很多的资源。再往前走的话，完全搭不上那种生活习惯了。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浪费，不仅所费颇巨，而且大量使用砖头、水泥、钢筋，这些都是不可回收的，浪费了大量的资源。

南都：但在你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村民都愿意盖这样的房子，对你的生态房兴趣并不大。

谢英俊：是，因为这个牵扯到现有观念的转变。建筑是相对保守的，因为一个人一辈子可能就这一间，而村民的观念又受到媒体、城市等的影响。他们每天学习的都是房地产广告上的东西，每个人都想住水泥洋房。传统的东西被放弃了，对新的东西又人手不够，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冲击，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我常说我们建的房子是下个时代的建筑，是下个文明的建筑。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市场化，技术支持、营销都太弱了。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产业链。